有关档案保护科学研究的浮想(图)

李玉虎（左三）和他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一起

　　中国档案报社约稿，希望我从档案保护科学研究的经历谈谈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感想。我浮想联翩、感慨良多。

　　1983年，我从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档案馆技术室裱糊室工作。我当时对档案和档案保护几乎不了解，因而对从事裱糊工作感到非常失落。而在此时，有两位长期从事文物、档案保护科学研究的恩师对我此后26年的事业与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一位是南京博物院的奚三彩先生。1983年底，我赴南京博物院学习时，向他谈了我的苦恼。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从事档案、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与实践，与从事化学科学研究相比，对于有志青年而言，至少是一样的，甚至出成果还要快一些。奚先生现身说法：他60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在文物保护工作岗位上干了20多年，完成了多项国家鉴定的科研成果。他的业绩使我深受鼓舞。另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冯乐耘教授。1984年，我的论文《档案纸张酸度检测与分析》获准在冯教授主持的一次档案保护研讨会上宣读。冯教授对我的研究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我投身于档案保护事业。冯教授的关心使我很受启迪。此后，我致力于褪变档案字迹恢复与保护研究，分别于1987年、1990年和1998年完成了包括13个项目的“褪变档案字迹恢复与保护”系列成果并通过国家档案局鉴定。以其为技术支撑，进行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纸质文献抢救修复、“西安事变”期间形成报纸的抢救修复等9项工程。这些科研产品在全国多个省的相关部门应用，获得了两项国家发明三等奖和两项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个人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来自于档案界的良好氛围，是档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通过完成上述项目，使档案保护在我心中扎了根。我学到了档案保护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领略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历史融为一体的美妙，体会到了档案保护研究对保存历史记录的重要性。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称为“天然历史博物馆”。许多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文物、档案发生和正在发生导致其自然损毁的各类严重病害：古代壁画文物彩绘风化褪色、起甲脱落、空鼓、霉变；土遗址风化酥粉、松动、坍塌。近代以来形成的照片、底片、电影胶片则发生了褪色、霉变、粘连、醋酸综合症、划伤等严重病害。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将研究工作平移到了上述领域。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师范大学联合共建了“陕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开始培养档案、文物保护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我和我的科研团队确定了纸质文献保护、影像资料保护、保存环境与特藏装具研究、古代壁画与文物彩绘保护、土遗址保护、古建筑保护6个研究方向。在半坡遗址保护研究中，我仿佛看到了先民筚路褴褛，艰辛创造文明；在保护秦兵马俑坑土遗址研究中，我仿佛在领略大秦之强；在修复保护西汉彩绘兵马俑的研究中，我仿佛见识到了大汉之雄；在修复保护盛唐壁画的研究中，我仿佛体验到了大唐之盛；在修复延安时期的照片、底片的研究中，我仿佛感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气魄；在修复电影精品的研究中，我仿佛在欣赏老一辈艺术家的风采……

　　我们的研究工作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向文、理、工渗透方向发展的轨迹。目前，在古代壁画、文物彩绘保护领域已完成了风化褪色的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原貌的显现加固项目，并以此为技术支撑，完成了“风化褪色、干裂破碎的秦遗址宫殿壁画的抢救修复”“风化褪色、肢体断裂的西汉彩绘兵马俑的抢救修复”“唐乾陵永泰公主墓风化褪色、滋生蓝藻壁画的抢救修复”等7项文物保护工程，获得了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创新奖。

　　我似黄牛躬耕垄亩，天作地成；我似滴水入归大海，不干不涸。只有在祖国日益强盛的大环境下，我才能悠然自得地从事我热爱的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在国家民族积贫积弱的时代，不要说科学保护，连民族文化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想到此，我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