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为契——瑶族镌刻在石头上的约定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博物馆，有这样一块石牌，它设立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距今已有将近400年历史，上面记载当时的成二、下故都两个村共同商议解决土地纠纷，并设立石牌作为土地归属的凭证依据。在瑶族聚居地区，这种将全体讨论通过的“规约”镌刻在石牌或木板上，由石牌头人负责监督、执行，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准则就是瑶族石牌习俗。

明崇祯四年，成二、下故都两村联立的石牌（拍摄者：叶明峰）

瑶族石牌习俗是瑶族社会极其特殊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它是瑶族世代因袭下来，为谋求生存发展、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治安而建立的规约行为的民间社会制度。石牌习俗广泛分布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桂平市紫荆镇、龙胜各族自治县，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湖南江永县及贵州荔波县等地区，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石牌最为集中。金秀瑶族自治县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瑶族自治县、世界瑶族支系最多的县份和瑶族主要聚居县之一，瑶族文化保持得较为完整；它位于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主体山脉上，由于大瑶山谷深壁悬，山高林密，地广人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环境形成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且产量极低，瑶族同胞频繁迁徙，为实现村民互助，维系民众团结，逐渐产生了通过石牌的方式保护生产发展、财产安全，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调解内部纷争，保护生态环境等的习俗。

金秀大瑶山（拍摄者：梁敏）

瑶族石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参加石牌组织的自然村寨数取名，如七十二村石牌、六十村石牌；二是以参加石牌组织的户数取名，如百八石牌、三百九石牌；三是以石牌竖立地点取名，如坪免石牌、腾构石牌。石牌习俗涉及保护生产、行商安全以及维护家庭和谐、村寨安宁、社会治安稳定等内容。石牌习俗的制定包括召开石牌会、宣讲石牌“料话”（解释石牌习俗的话语）、盟誓三个程序。

瑶族石牌习俗中的石牌组织是以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通常是以居住区域划分，如同一河谷村寨或联系较为紧密的临近几个村寨联合成立。每个石牌组织的领导者称为石牌头人，石牌头人由群众推选出公认的正直公道、胆大艺高、敢于主持公道且有较高威望的人来担当。每当在石牌地域内发生纠纷，争端双方解决不了时，必须请石牌头人主持大局、协助解决争议。因有着“石牌大过天”的共识，凡石牌组织内的人在石牌面前地位平等，对于违背石牌条规的人一律照章执行，依照条规给予处罚，这个由石牌头人依照规约主持判决的过程称作“石牌头人判案”。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各民族地区，传达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慰问。1951年，中央访问团来到广西开展工作。在了解瑶族石牌习俗的重要作用后，认为可以借鉴其积极影响力推动大瑶山新秩序的建立。1951年8月，来自大瑶山246名各族代表在中央访问团主持下，按传统的石牌习俗，饮血酒立誓，将共同订立的“大瑶山团结公约”刻碑竖立，信守不渝。

《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中关于石牌的记载（来宾市档案馆馆藏资料）

大瑶山团结公约石牌

石牌习俗是瑶族人民在历史上为求生存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安定而建立的具有自治性质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一种民族习惯法。石牌“料话”的习俗至今仍得以保留，在每年春节初一至十五定为“料话”术语、技能及道师技能传授日，很多瑶族年轻人自愿到师傅家拜师学习技艺。石牌料话，既是一种会议形式的民俗行为，也是一种主讲人的演讲技能。石牌料话有两种形式，一是由石牌头人以“料话”的形式宣讲“料令”（即乡规民约）；二是石牌头人处理纠纷时沿用社老“讲一事举一筹”的方法。

石牌头人宣讲“料话”（摄影者：肖茂兴）

瑶族石牌习俗历史悠久，是瑶族人民为适应社会变化，实施自我保护的重要举措，不仅记录了本民族的制度历史，也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历史状况，对研究瑶族社会治理、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同时，它也是认识瑶族社会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资料，对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以石牌“料话”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已逐渐淡化，但是石牌习俗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了发挥村规民约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推动群众自治良性发展的乡村治理新途径。

2018年3月，金秀县六巷乡六巷村树立的保护自然生态、美丽乡村、民族团结等内容的村规民约石牌（摄影者：兰春）

2018年3月，金秀县六巷乡六巷村村民盟誓遵守石牌条规（摄影者：庞晓华）

2021年5月，瑶族石牌习俗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了更好传承这一民族传统，同时更好发挥石牌功能，金秀瑶族自治县将瑶族石牌习俗和新农村村规民约相结合，在全县10个乡镇645个村屯全覆盖建立“新石牌律”，推动形成“小事不出寨，中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良性治理体系。

2021年5月，瑶族石牌习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与时俱进的瑶族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