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为枪 唤醒民众——生长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野草》

　　抗战时期的桂林被誉为“文化城”，城中云集各方文人，期刊杂志种类繁多，出版发行业繁荣发展。这一时期阶级阵线复杂、斗争激烈、社会时局瞬息多变、政治事件纷至沓来，最适合杂文这种短小活泼、战斗力强的文学形式去评论、揭露、讽刺、呐喊、赞颂、劝导......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杂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向繁荣的。在当时发行的众多进步刊物中，有一本叫《野草》的期刊尤为令人关注，《野草》这个名字来源于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因此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杂文传统，是当时唯一以杂文为主题的进步刊物，也是抗战时期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的左翼文艺月刊。

　　1940年8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左翼文人的联合主办下，《野草》在桂林创刊。《野草》为抗日进步作家提供了一块杂文写作的固定园地，同时由于杂文具有“文以载道”的目标和使命，使得《野草》也成为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平台。《野草》的编辑主要有夏衍、秦似、宋云彬、孟超、聂绀弩等人，虽是五人创办，但当时夏衍是《救亡日报》总编辑，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编辑部主任，聂绀弩是《力报》副刊负责人，孟超是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秦似是《野草》唯一的专职编辑，负责组稿、印刷、发行所有事务。为《野草》写稿的作家，除了“野草社”五人外，还有郭沫若、矛盾、柳亚子、胡风、艾芜、廖沫沙、邵荃麟、葛琴、林林、秦牧、何家槐、司马文森、欧阳凡海、华嘉、胡明树等。《野草》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辛辣锐利的风格，切中时弊的论述，深受读者的喜爱。根据秦似本人的回忆，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注意到桂林的《野草》，曾专门嘱人每期寄两份给他。

《野草》第二卷第三期封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资料）

　　《野草》刊登的众多杂文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聂绀弩用笔名迈斯发表的《韩康的药店》。这是一篇运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文章针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桂林封闭进步的生活书店而作。文章中，西门庆虽然封了韩康的药店，使自己的药店独霸市场，但没过多久，韩康的药店又开起来了，人们依然涌到韩康的药店去，文章深刻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抗日进步文化的事实，有力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化政策和强暴行径。该文的结局是西门庆一命呜呼，韩康依旧红火开店，暗示了国民党的反动阴谋无人支持，他们尽管一时表面强大，但是终究落得落荒而逃、彻底垮台的可悲下场。

聂绀弩用笔名迈斯在《野草》发表《韩康的药店》（节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资料）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图书刊物出版审核非常严格，几乎每个月都会发布大量被查封的进步刊物。但聂绀弩巧妙地运用讽刺这一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好的战斗效果。他把东汉名士韩康与小说《水浒传》《金瓶梅》中的人物——恶霸西门庆虚构在一起，用这种生动有趣和构思巧妙的时空交错法，令当时国民党审查文字的官员也无可奈何。在《桂林文化城史话》中这样记载着：“文中韩康药店指何处，指谁，西门大官人代表着谁，当时住在桂林的人只要一读该文，一目了然的”。

　　1943年，国民政府对当时桂林发行的期刊杂志开展调查，发现当时市面上发行的90种刊物中，有51种是共产党所办或左翼文化人士所主持开办，随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函请广西省执行委员会、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桂林市政府及桂林各县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审查，限制进步期刊发行。同年，《野草》被国民党政府强制停刊。《野草》在桂林发行近三年，共出版了五卷二十九期。虽然《野草》被迫停刊，但《野草》与《时代中国》《半月文萃》《文艺生活》等进步刊物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杂文创作的重要一翼，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野草》上发表的讽刺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的漫画《消夏图》，作者余所亚。（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