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的借鉴意义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档案学与西方档案学各有优劣，各具特色。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整体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但中国档案学产生晚于西方。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档案现象；而西方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广义的文件现象。中国档案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侧重于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西方档案学以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运用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许多档案学者或缺良好的高等教育，或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西方档案学者大多两者兼具。中国档案学应该借鉴西方档案学的长处。

关键词：中国档案学  西方档案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研究学者

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档案学与西方档案学各有优劣，各具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者的比较，探究西方档案学对发展和繁荣中国档案学的借鉴意义

一、从档案学的产生历史来看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十分悠久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历史。《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夏朝末期，就产生了档案（图法），并设有保管档案的官员（太史令）。到了商朝，我国形成了较系统的甲骨档案和较完备的档案工作。西周时期，更是开创了我国古代“石室金匮”的档案保管传统。此后各朝，档案种类日益繁多，档案数量愈加浩翰，档案管理日趋规范。我国的档案工作历史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从未中断。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西方档案工作历史也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古代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档案库保存了几千块刻有“A”(约公元前17世纪至元前14世纪)、“B”(约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两种线形文字的泥板档案。古代罗马自公元前6世纪末接受并保存古希腊的《预言书》起产生了档案工作。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档案工作随着此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的衰落而沉寂了一千多年。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整个欧洲的档案工作相当落后。例如，法国现存的最早的档案产生于公元558年，在12世纪以前，法国国王档案没有固定保管场所，随国王流动。[2]英国直到公元5世纪才出现书面的文件。德国在第一帝国时期（公元962至1806年），帝国档案长期没有固定的保管地点，经常从一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3]因此，从整体而言，古代西方的档案工作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国。

但是，我国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仅有一些档案学思想的萌芽。直到20世纪30、4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运动”，中国才产生了近代档案学。1935年，腾固在其所著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指出：“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Archive ween）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这是“档案学”一词在中国的最早记载。1938年，何鲁成出版了《档案管理与整理》，成为中国近代档案学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1940年，龙兆佛在《档案管理法》一书中指出：“目前关于此问题之学理，虽然尚是空乏，但我相信至多十年之后，这一问题之学理必可发展成一种学问，档案学一词必可成为与图书馆学相对等之名词。”[1]

而在西方，16世纪至18世纪就出现了档案学萌芽。1571年，德国档案学家亚克伯?冯?拉明根在海德尔堡出版了《综合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两部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档案学著作。1804年，德国档案学家约瑟夫?奥格著了《一种档案学理论理想》一书，最早提出“档案学”一词。分别于1806年和1834年由德国早期档案学者创办的《档案馆学和登记室学》、《档案学、古文书学、历史》杂志，在刊名中使用了“档案馆学”、“档案学”名词。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郎格鲁在《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首次提出档案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档案学理论源于档案工作实践，古代中国档案工作整体发展水平比西方要发达，为什么中国档案学的产生还落后于西方一百多年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在我国古代，档案工作一直是与文书工作、图书典籍管理、编史修志密不可分的。档案工作一直是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图书典籍管理的“附加”部分，编史修志的“衍生”部分，从未成为一项独立的专门工作，人们无法将其为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是故，我国古代的一些有关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思想观点都是散见于史料编纂思想之中的，如孔子、刘向和刘歆、司马光、章学诚等人的史料编纂思想。在史学发达的中国古代，这些史料编辑思想常常被视为史学的重要内容，人们难以创建一门新的档案学。而在西方古代，档案工作是一项较为专门化、独立性的工作，它与图书管理工作、编史修志工作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这有助于人们将档案和档案工作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二是，我国古代档案和档案工作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的状况。档案工作完全是服务于统治阶段的政治工具，只有少数特权者才有权利用档案。一般知识分子无法窥见档案，从而也就无法创造档案学。尤其是到封建社会中后期，书吏为害日盛，许多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自行一套封闭的档案管理方法，家族垄断，子孙相传，秘不示人。即便是一些开明书吏提出了一些档案管理方法，也是封建衙门以办法条规的形式颁布，难以提升到学问的层次。可见，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封闭性禁锢了人们的档案学思想。而在西方，15、16世纪，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历史学家对原始文献发生了兴趣，呼吁开放档案供人们利用。1632年意大利档案学家波西法尼奥出版了《论档案》一书，提出档案馆的性质应该是公开的。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掀起了档案改革。1794年颁布的法兰西共和历二年穑月七日档案法令，提出了档案开放原则，从此正式拉开了欧洲档案工作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序幕。档案工作的开放，为人们研究档案学创造了条件，也激发了人们研究档案学的兴趣。

三是，在我国古代，虽然档案工作规模庞大，但是档案机构基本上是完全官方性质的行政机关。无论是两汉时期是兰台、唐代的甲库，还是宋元时期的架阁库，明清两代的皇史宬，无一不是封建王朝的“官府衙门”。除了一些私人藏书楼之外，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出现过私人、宗教团体或民间组织所有的档案机构。而在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许多私人档案馆、封建庄园档案馆、教会档案馆、自治城市档案馆、社团档案馆等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机构。这些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机构促进了民间的档案学研究。

综上所述，尽管古代西方档案工作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但是其在档案工作的专门化、开放性，以及非国有档案机构的出现等方面领先于中国，从而促使西方档案学的产生早于中国。这启示我们：中国档案学的繁荣要求中国档案工作更加专门化、开放化、多样化，以提供理论成长的实践土壤。

二、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中国档案学者普遍认为，“档案和档案工作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4]，或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5]而在我国，一般采用狭义的文件观，尽管承认文件和档案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但两者仍是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我国“文件和文件工作”或“文件现象”被排除在档案学研究对象之外。研究文件现象的文书学只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例如，陈永生教授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文书学的研究对象是文书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二者可谓泾渭分明”，因此，文书学只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而不是档案学的分支学科，不应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6]冯惠玲、张辑哲两位教授在《档案学概论》中，也同样认为文书学是档案学的相关学科，未将其纳入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而只是将“文件管理学”归入“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边缘性研究”的范畴。[7]

而在西方，美国等国家采用广义文件观，认为档案是处于文件运动过程最后一阶段的特殊部分。法国等法语国家甚至认为文件和档案是等同的两个概念。因而，西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文件（包括档案）现象。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件管理理论与实践已融入西方现代档案学，研究范围从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扩大到了文件管理”，[8]产生了西方现代档案学的两大基本理论之一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这种局限性，不仅导致了档案学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的狭隘，而且制约了档案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档案学者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档案的运动过程，但是没能像西方同行那样从系统的观点、整体的观点来研究整个文件、档案的运动过程，提出了完整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前端控制原则和全过程管理原则，而只是局限于肤浅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研究。

西方档案学者将档案学研究对象扩大至广义的文件现象，有助于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完善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加强对现行文件的研究，也有助于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档案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看法。

三、从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强调档案学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大家普遍认为，“研究档案学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自然辩证法、认识论等理论方面的指导，否则，就会使有关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理性认识，偏离正确的思想轨道。”[9]而在西方，人们应用不同的哲学思想指导其档案学研究。例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的档案鉴定思想，就源于自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利用决定论”的档案鉴定观，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在档案学中的应用。以不同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档案学，可以拓宽档案学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档案学的创新。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突出“实践论”、“矛盾论”和“阶级分析法”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又强调引入“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研究档案学。与西方档案学相比，我们侧重于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而忽视了实证研究方法；注重定性研究方法，而轻视定量研究方法。

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上，中国档案学对相邻的图书馆学、历史学、管理学借鉴较多。这些学科都是档案学的相邻学科，与档案学有着“亲缘”关系。因此，在我国档案学建设之初，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建立档案学的初步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总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创新前进的。档案学要发展，必须突破原有的体系，打破原有的框架，因而，需要借助于更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工具。在西方，“16世纪法学方法帮助人们从法律凭证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8世纪古文书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事实记录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9世纪历史学方法帮助人们从原始史料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20世纪社会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人类记忆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信息学的方法又帮助人们从信息资源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0]可见，西方档案学者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上比我们更为成功，更“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系统，它不断吸收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中国档案学的时候，一方面不可偏废某些科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应用各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从档案学的研究学者来看

在我国，从事档案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院校档案学专业教师，他们一般接受过较良好的正规高等教育，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较为关注档案学基础理论和国外研究动态。但是，他们大都缺少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其研究成果理论性较强，实用性较弱。二类是档案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当中接受过良好的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比较少，大都是通过自学、岗位培训和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的，其科学研究素质相对较低。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他们较为关注档案工作业务经验和档案学应用技术，其研究成果实用性较强，而理论性较弱。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者或缺良好的高等教育经历，或缺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中国档案学研究学者的这种构成和素质特点，使得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生命力不强，说服力不够；而且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太紧密，对许多问题理论界与实践界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对于文件中心、文档一体化管理，理论界鼓吹的比较多，而实践界做的比较少；对于新来源观，理论界比较推崇，实践界则认为具体操作太难；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理论界研究得比较少，实践界却急需其指导。

在西方，从事档案学研究的学者绝大多部分是档案部门实际工作人员，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正规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长期的档案工作经历又使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一些高等院校的档案学者，也大都是在档案部门工作过多年以后才转为专门从事档案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例如，德国古典档案学家阿道夫·布伦内克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多家国家档案馆任职，后升任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并在该馆附设的达莱姆档案学与历史学进修学院任兼职教师。美国现代档案家西奥多·谢伦伯格拥有硕士学位，1935年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1954年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讲学，1962年退休后在几所大学讲授档案学。英国现代档案学家迈克尔·库克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和非洲多家档案馆任馆长，现在利物浦大学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可见，这些西方著名的档案学者都有很高的学历和长期的档案工作经历。因而，他们的研究成果生命力较强，既富有理论性又具有实用性，理论与实践联系比较紧密。

在我国，绝大多数档案学者所学专业是档案学、历史学或图书馆学，一小部分是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学、哲学。在西方，许多知名的档案学者都是非档案学专业出身的。例如，美国著名的电子文件管理专家戴维?比尔曼是计算机技术专业出身。在我国，较少有档案界以外的学者关注档案学问题。在西方，许多档案学问题也吸引着其他专业领域学者的兴趣。例如，1994年《美国档案工作者》组织了一次题为“2020年远景展望”的书面讨论，4名提供论文的学者，全都不是档案学者，而是其他领域颇有成就的专家。这使得讨论具有了独特的视角。这些专家结合本领域的研究成果，把档案工作放在了社会大环境中，探讨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及其与文化、技术、经济等的密切关系，得出的结论不再局限于档案专业圈子，相对而言更具有普遍性，说服力更强。

总而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积极借鉴西方档案学的长处，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

注释：

[1]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318-319页。

[2]Jean FAVIE：《法国档案工作》，1996年第十三届世界档案大会交流材料，第13页。

[3] 陈兆祦：《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68页，第140页。

[4] 同[1],第232页。

[5]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67页。

[6]陈永生：《档案学论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8页。

[7]同[6]，第181页。

[8] 韩玉梅：《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3页。

[9] 同[6]，第182页。

[10]冯惠玲、安小米：《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学术特点及主要议题》，《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6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