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档案信息与新闻报道

档案与新闻的关系颇为密切，新闻工作者要认识到档案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利用好文书档案提供的信息；档案工作者也要意识到新闻报道是“历史的草稿”，今日新闻若干年后就成为档案，从而主动为档案资料积累宝贵资源。

　　档案对新闻报道的积极意义和全方位融合是显而易见的，在方方面面的宣传报道工作中，档案资料不仅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史实，而且为史学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档案作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对外宣传中有着其他宣传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其原始记录性特点，使所宣传的内容容易为外国朋友所信服。在上海“申博”的过程中，作为载体的档案和新闻以各自的特点为基础，并相互融合和提升。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进程中，结合了档案的特殊属性，整合了全市的档案资源，运用了大量的档案信息，从中精选出相关的照片、地图和有关背景，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提供了了解上海的“平台”。档案信息和新闻报道都为“申博”成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档案信息可帮助记者形成多向思维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新闻不仅要报道受众关心的突发事件，也要报道人民群众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新变化。写变化，就离不开对历史档案的参照。如1987年全国好新闻《杭州“三桶”的变迁》，从杭城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三只桶”的变化，来折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马桶———从多到少；挑水桶———从有到无；垃圾桶———“硬件”（动物骨头、罐头盒子）大量增多，“软件”（蔬菜叶子）急剧减少。有些记者说，这些事每天都碰到，怎么就想不到写个稿子呢？其实，问题就出在思维方式上。在绝大多数人的常规思维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由于每天碰到，已熟视无睹，冷漠麻木了。其实，新闻报道要“三贴近”，就需要记者掌握多种信息源。虽然生活中的有些变化是悄无声息的，但历史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生活的脚印（档案），将现实与过去的资料（档案）相对照，就能打开思路，发现新闻之所在。获奖的这位记者能以求异思维在“三只桶”的前后对比变化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意义，选取一个奇巧的角度反映出来，就是因为档案信息为作者提供了不受点、线、面的限制，不局限于一种模式，可以形成辐射状考量新闻事实的思路。

　　二、档案信息有助于开拓报道深度

　　档案信息不仅可以帮助记者寻找新闻线索，也可以帮助记者开拓报道深度。让许多珍贵的档案信息从灯火阑珊的库房走入万众瞩目的新闻媒体，是值得记者下工夫去做的功课。其目的就在于把“死的知识信息源”变为“活的知识信息源”，为新闻报道服务。2007年9月11日新民晚报的报道《上海开发老字号档案资源》中写道，“中华老字号”见证了中国工商企业发展足迹，更是珍贵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悠久的企业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源面临散乱、损坏、遗失的困境。文中还提到部分上海老字号企业向档案馆捐赠了企业的“传家宝”：1914年朵云轩已出版了代理书画作品宣传册；1932年童涵春改为股份制，当年选举董事长的小选票，以及选举监事会的大选票，与如今的选票并无二致；1935年国际饭店已有详尽的“侍应生训练计划”手册，餐厅使用精致的西式银质茶壶；1936年上海永安公司申请商标的文件，“永安”两字的外文名称为“WINGON”等。这些档案信息资料，对新闻记者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大可灵活运用于各种新闻报道中，为报道增加力度和厚度。

　　又如2002年9月2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壮丽的发展诗篇———从数字看上海巨变》报道，以独特、客观、具体、详实的数据，给受众以“摸得着”的感受，获得了该年度中国新闻一等奖。作者巧妙运用了档案材料，提供了8组能反映13年巨变的数据，让受众通过这些数据来感受上海。为写好这篇报道，记者很早就开始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一本本厚厚的统计年鉴中筛选最有说服力的数字，力求数字的典型性和针对性。在当时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报道中，这是一篇难得的，以数字解读上海成就的好作品。

　　记者在报道新闻时，要懂得开发和运用档案资料。许多新闻事件，若孤立地报道，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深刻的内涵，但如果整合利用得法，其效果就不同了。那么如何开发利用档案资料呢？首先，将新闻事实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中去报道，不仅使新闻增加厚度，也使其新闻价值陡增；其次，在新闻报道过程中，选用档案材料作为“相关链接”，丰富新闻的内容，加大新闻的力度；再次，从档案资料中发现线索，进一步追踪新闻事实的发展，形成追踪报道；最后，以丰富的档案资料为依据，提炼出对某一事件、人物的认识和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作为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内容。

　　尤其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需要事前预备尽可能多的相关档案资料和历史上发生过的相关事件的信息，将当下的事实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展现“新闻背后的故事”、“故事背后的新闻”，以拓展报道面。现在各种媒体上借鉴网络“链接”的形式，出现了“相关链接”、“背景新闻”等等报道样式，把历史档案信息穿插其间，大大拓宽了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受到读者的欢迎。这就把档案用活、用到位了。

　　另外，有些历史悬案已有定论，而当年一些重大举措、事件决策的经过及有些保密的资料因时过境迁而得以解密。尽管从时间上讲，这些信息已不算新闻，但从内容上说，仍属首次披露，受众还是会感兴趣。把这些重要信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来，使新闻报道更充实、厚实、扎实，出现了不少让人惊奇、让人增趣、让人益智的作品。这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三、利用档案信息应强化法律意识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合时代，深度报道的整合性显得尤为明显。新闻观念的整合，新闻文体的整合，新闻媒介的整合，新闻角色定位的整合，新鲜的和历史的信息整合，等等，但无论怎么整合，都应树立法律意识。利用档案也有一个守法问题。我国的《档案法》实施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由于引用档案惹出了一场官司，历经6年的司法诉讼，法院最终判决认为其“利用档案不当”（有些属个人隐私的内容，是不适合公开的）譹訛。虽然这是执行《档案法》后迄今惟一的司法案件，但我们对此应引以为戒，在利用档案、引用信息过程中务必增强法律意识。

　　（作者：周文联 石琪炯）

　　注释：

　　①冯伯群：《应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见《档案春秋》2006年第3期